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形成条件基本成熟,专家建言如何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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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场涉及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体系等在内的深刻变化,需要系统化、有序化推进。   我国美丽…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场涉及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体系等在内的深刻变化,需要系统化、有序化推进。

  我国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多样化建设路径模式已经形成。专家表示,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当前应普及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

  在今天(8月19日)召开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2年会”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机构发布的《美丽中国在行动》报告介绍,十八大以来,我国聚焦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部署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形成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机整体。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上述两家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87.5%,比2015年提高10.8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减少53.6%;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与2015年相比下降40.0%。重点区域细颗粒物浓度改善明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PM2.5平均浓度分别较2015年相比改善了44.2%、41.5%、38.3%。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已经基本成为常态。

  此外,到2021年,全国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监测断面比例达到84.9%,比2015年提高18.9个百分点;全国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1.3%,比2015年上升6.9个百分点;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双超过9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能耗强度显著下降。自2014年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降低20%,以年均约2.9%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6.2%的国民经济增长。2021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美丽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万军在年会上介绍,美丽中国建设的地方实践也提供了多个实践样本。“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党代会报告均提及了美丽中国建设相关内容。”他说,如江西和广东明确提出要打造美丽中国省份样板,青海提出建设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打造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等。

  万军同时表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场涉及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体系等在内的深刻变化,需要系统化、有序化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摄影/章轲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绿色低碳技术。目前,尤其需要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最佳实践,包括典型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他在年会上还推介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十大技术与绿色低碳最佳实践”。

  “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产业支撑。”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随着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成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传统三次产业有着本质区别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形成条件已基本成熟。

  王金南说,从主导生产要素来看,传统三次产业主要以资本、劳动力等为核心生产要素,而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则以生态资源为核心主导要素。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作为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清洁空气、干净水源、安全土壤,以及碳汇、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都是生态产品,而自然生态系统、政府、社会公众、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商、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为代表的企业、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产业支撑服务企事业单位等,分别承担着供给者、需求者及产业服务方等不同角色。”王金南说。

  他认为,在政策上应着力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培育壮大生态产品消费基础,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交易体系,并不断完善产业利益分配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在年会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丽中国建设应“因地制宜”“各美其美”。他解释说,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过程,更是结果;是经济行为,需要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分析。必须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以尽可能以少的投入获得锦上添花的美丽效果。

  周宏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之前的调研中发现现有指标体系难以精准考量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资源利用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与绿色发展指数之间出现排位矛盾。”他举例说,某地绿色发展指数排在第一位,但公众满意程度排在倒数第二位,难道公众对绿色发展不满意?又比如,某地生态保护指数排第二位,而绿色生活排在第28位;某地公众满意程度排在第一位,但资源利用指数、环境治理指数均排在倒数第一位。

  周宏春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基础数据、可量化程度等问题,也有目标导向等因素。应依据功能区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模型,如果属于重点开发区,则采用绿色发展评价;如果属于重点保护区,则采用植被覆盖率或生态功能评价;如果属于城乡结合部,则采用混合评价,关键要有利于分类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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